“回顾国内外的改革历程，应该提高认识，坚定信心，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的道路。从制造业、服务业开放的经验可推导出，金融行业不是例外，同样适用于竞争与开放规律。金融服务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，由竞争机制带来压力、动力、进步和繁荣，会发展得更好。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7陆家嘴论坛上发表题为《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：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》的主旨演讲时，将目光投向对外开放，他指出，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，中国的对外开放一定能再上新台阶，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与推广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将取得新成就。

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

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。

1993年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金融业描述为国民经济命脉行业，当时的背景是，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很突出；银行业处在四大专业银行各管一个专业、相互竞争较少的状态下；金融机构尚承担少量政策性业务，未充分市场化；金融如果不稳定，将有很大风险。

“这是否妨碍金融业的市场性质？金融业是否属于竞争性服务业？”周小川认为，上世纪90年代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0条，已将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义务剥离另设；四大专业银行全面转入竞争性市场中的全方位商业银行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说明越是重要角色，越要靠市场化。

“全球经济危机告诉大家，要防范金融危机，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，高杠杆、低资本、不良贷款等现象均不得宽容，而不开放、不竞争往往纵容了低标准。为此，金融服务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性服务业的属性已十分清晰。”周小川表示。

“从全球经验看，绝大多数金融行业都是竞争性服务业。”周小川强调，当年我国引入外资银行，最开始期望引入资本，回头来看，国内商业银行从竞争中学到了很多内容，为我国金融业带来产品演变、市场建设、业务模式、管理经验等一系列变化。后又通过竞争性股改上市，国内银行的经营效率、资产质量、公司治理等都有了较大提高。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对国内政策带来改革压力，包括会计准则、监管标准以及营改增等。对于市场上有些人从自身利益出发，主张对金融业进行保护，“等成长壮大了再开放、再参与国际竞争”的观点，周小川表示，各国经验都表明，保护易导致懒惰、财务软约束、寻租等问题，反而使竞争力更弱，损害行业发展，导致市场和机构不健康、不稳定。

周小川表示，国内已经有很多金融机构通过“走出去”适应了国际竞争，在风险管理、定价、反洗钱等方面有了十足的进展。目前，已有5家金融机构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，成为资本金充足、经营稳健的市场化经营主体。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健康化已受到国际债市、新兴市场股票指数机构的关注。这些均说明，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，受益于对外开放，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。

“一带一路”为金融业开放提供新机遇

我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各方积极响应，推动各项政策落地生效。对此，周小川指出，“一带一路”是开放之路，涉及大量的新型金融合作，会带来进一步开放的需求，也为我国金融开放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。

他认为，开发性金融可以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。具体来看，我国首先探索的开发性金融是以服务国家战略、市场运作、自主经营、注重长期投资、依托信用支持、不靠政府补贴、保本微利、财务上可持续性的金融模式。这种模式可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有更好地发挥，并且不会形成对财政资源的挤占，避免滋生道德风险和导致市场扭曲等问题。同时，他表示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也为金融机构开展海外布局，为贸易、投资、资本运作等提供更好金融服务提供了发展空间。

开放促进各行业蓬勃发展

周小川对金融业开放的论述，除了考虑到金融业的特殊性及多年来的实践情况之外，还结合了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的历史经验。

“早期，我国决定开放、开发4个经济特区，当时有不同意见，后来特区取得了效果，并向其他地区进行了推广。中国加入WTO时也很有争议，但事实证明，‘入世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。本届政府成立以来，有力推动上海自贸区试点，开始也有不同声音，现在自贸区数量已扩大到11个，很多先行先试的经验推向全国，说明大家看到开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”他说。

周小川表示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就是要通过参与竞争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繁荣。在此过程中，对外开放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例如，在制造业领域，较早参与开放和竞争的大多数行业最终都发展壮大得快、竞争力强。开放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进程，通过市场和竞争机制带来优化配置。

具体来说，在“引进来”方面，开放通过进口和引进国外企业到国内投资办厂，与国内企业形成竞争。在“走出去”方面，通过出口和国内企业走出国门，参与国际竞争。中国的制造业和企业不仅没有被冲垮，反而快速发展，中国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强国、世界工厂，不少领域正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。

“竞争改掉了垄断。”周小川表示，在制造业开放过程中，也有过争议，但相对易于形成共识。而且现在再回头看会发现，有了竞争之后，国内企业有了很大进步，证明了越是开放充分、竞争激烈的行业，进步就越快。

周小川认为，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政策改革，强烈冲击了传统的集中计划型政策体系，包括价格体制改革、增值税改革、出口退税、汇率市场化、开启关贸总协定及WTO谈判等影响深远的改革，都因“开放”而生。

另外，在开放的过程中，平等竞争也与之相互关联。这其中不仅是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，也必然包括国内企业之间的公平、充分竞争。对外开放促进了放开国内民营资本的准入，随后引入了国民待遇的概念。对外开放推动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、汇率市场化、放宽外汇管制三大政策改革，其中包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，逐渐使竞争和市场变为普遍适用的政策机制。

除了制造业以外，服务业的开放同样取得成效。周小川指出，过去，经济学把服务业列为非贸易或不可贸易行业，但随着信息、交通运输的大幅进步，随着全球化的进展，有不少服务已变成可贸易。“我国服务业开放体现了与制造业类似的规律，也是通过对外开放，引入竞争，推动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，并带动国内相关政策改革。”他说。

周小川进一步表示，服务业有一些领域涉及敏感行业，有一些服务难以跨境递交，市场机制难以全部覆盖，但其他大多数服务业是可以开放的。对服务业开放的认识和政策改革进程与制造业相似——在“引进来”方面，服务业先从酒店、餐饮、交通等行业的吸引外资起步，随后不断向其他服务行业拓展；在“走出去”方面，一开始是工业企业的“出口产品+售后服务”一起“走出去”，后来发展到银行、保险、医疗、航运、旅游、软件、零售、支付、文化等多个领域。

来源：金融时报

责任编辑：曹洪